鼓妖，听失之象也。朱博为人，强毅多权谋，宜将不宜相，恐有凶恶亟疾之怒（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中之下：哀帝建平二年四月，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，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，临延登受策，有大声如钟鸣。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、李寻，寻对，扬雄亦以为。）。

陛下至圣，遭家不造，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，承天威命，诏臣莽居摄，受孺子之托，任天下之寄。臣莽兢兢业业，惧于不称。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：「七月中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，曰：『吾，天公使也。天公使我告亭长曰：「摄皇帝当为真」。即不信我，此亭中当有新井』。亭长晨起视亭中，诚有新井，入地且百尺」。十一月壬子，直建冬至，巴郡石牛，戊午，雍石文，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。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，天风起，尘冥，风止，得铜符（《后汉·尹敏传》注作铜章）。帛图于石前，文曰：「天告帝符，献者封侯，承天命，用神令」。骑都尉崔发等视说。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，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案其本事，甘忠可、夏贺良谶书臧兰台。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，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，于今信矣。《尚书·康诰》「王若曰：『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』」。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。《春秋》隐公不言即位，摄也。此二经周公、孔子所定，盖为后法。孔子曰：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」。臣莽敢不承用！臣请共祀神祇宗庙，奏言太皇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称假皇帝。其号令天下，天下奏言事，毋言「摄」。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，用应天命。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，令与周之成王比德，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，期于富而教之。孺子加元服，复子明辟，如周公故事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：莽上奏太后云云，奏可。）。

汉家之制，推亲亲以显尊尊。定陶恭皇之号，不宜复称定陶。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，称永信宫；恭皇后曰帝太后，称中安宫。立恭皇庙于京师，赦天下徒（《汉书·哀纪》，又见《外戚·孝元傅昭仪传》，有删节。）。

朕闻夫妇一体，《诗》云：「縠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」。昔季武子成寝，杜氏之殡在西阶下，请合葬而许之。附葬之礼，自周兴焉。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」。孝子事亡如事存。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（《汉书·哀纪》，又见《外戚·定陶恭姬传。》）。

制诏丞相御史：盖闻《尚书》「五曰考终命」，言大运壹终，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，推历定纪，数如甲子也。朕以眇身，入继太祖，承皇天，总百僚，子元元，未有应天心之效。即位出入三年，灾变数降，日月失度，星辰错缪，高下贸易，大异连仍，盗贼并起，朕甚惧焉，战战兢兢，惟恐陵夷。惟汉兴至今二百馀载，历纪开元，皇天降非材之佑，汉国再获受命之符，朕之不德，曷敢不通？夫受天之元命，必与天下自新。其大赦天下，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（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，又见《哀纪》，有删节。又见《文馆词林》六百六十八。）。

朕获保宗庙，为政不德，变异屡仍，恐惧战栗，未知所繇。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，增益漏刻，可以永安国家。朕信道不笃，过听贺良等言，冀为海内获福，卒无嘉应，久旱为灾。以问贺良等，对当复改制度，皆背经谊，违圣制，不合时宜。夫过而不改，是为过矣。六月甲子制书，非赦令也。皆蠲除之。贺良等反道惑众，奸态当穷竟，皆下狱（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，又见《哀纪》，有删节。）。

朕幼而孤，皇太太后躬自养育，免于襁褓，教道以礼，至于成人，惠泽茂焉。「欲报之德，皞天罔极」。前追号皇太太后父为崇祖侯，惟念德报未殊，朕甚恧焉。侍中光禄大夫商，皇太太后父同产子，小自保大，恩义最亲。其封商为汝昌侯，为崇祖侯后，更号崇祖为汝昌哀侯（《汉书·郑崇传》）。

《洪范》所谓鼓妖者也。师法以为人君不聪，为众所惑，空名得进，则有声无形，不知所从生。其传曰岁月日之中，则正卿受之。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，是为中焉。正卿谓执政大臣也。宜退丞相、御史，以应天变。然虽不退，不出期年，其人自蒙其咎（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中之下：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，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，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，临延登受策，有大声如镜鸣，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。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、李寻，寻对云云。八月，博自杀，玄减死论。）。

朕居位以来，寝疾未瘳，反逆之谋，相连不绝；贼乱之臣，近侍帷幄。前东平王云与后竭祝诅朕，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，几危社稷，殆莫甚焉。昔楚有子玉得臣，晋文为之侧席而坐；近事，汲黯折淮南之谋。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，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厥未萌之故。赖宗庙之灵，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，咸伏其辜。《书》不云乎？「用德章厥善」。其封贤为高安侯，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，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（《汉书·王嘉传》，又《息夫躬传》载此诏，云躬、宠因贤以闻，封贤为高安侯，宠为方阳侯，躬为宜陵侯，食邑各千户。）。

间者灾变不息，盗贼众多，兵革之征，或颇著见。未闻将军恻然深以为意，简练戎兵，缮修干戈，器用滥恶，孰当督之？天下虽安忘战必危。将军与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有大虑者各一人，将军二人，诣公车（《汉书·息夫躬传》）。

君辅政，出入三年，未有昭然匡朕不逮，而本朝大臣，遂其奸心，咎由君焉。其上大司马印绶，就第（《汉书·傅喜传》）。

丞相者，朕之股肱，所与共承宗庙，统理海内，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。朕既不明，灾异重仍，日月无光，山崩河决，五星失行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。君前为御史大夫，辅翼先帝，出入八年，卒无忠言嘉谋，今相朕，出入三年，忧国之风复无闻焉。阴阳错谬，岁比不登，天下空虚，百姓饥馑，父子分散，流离道路，以十万数。而百官群职旷废，奸轨放纵，盗贼并起，或攻官寺，杀长吏。数以问君，君无怵惕忧惧之意，对毋能为。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，咎由君焉。君秉社稷之重，总百僚之任，上无以匡朕之阙，下不能绥安百姓。《书》不云乎：「毋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」。于乎，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，罢归（《汉书·孔光传》）。

新都侯莽，前为大司马，贬抑尊号之议，亏损孝道，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，皆就国（《汉书·元后传》：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称尊号，有司奏。案《哀纪》事在建平二年。）。

建历之本，必先立元，元正然后定日法，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。三者有程，则历可成矣。「四分历」仲纪之元，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，岁在庚辰。上四十五岁，岁在乙未，则汉兴元年也。又上二百七十五岁，岁在庚申，则孔子获麟。二百七十六万岁，寻之上行，复得庚申。岁岁相承，从下寻上，其执不误。此「四分历」元明文图谶所著也。太初元年，岁在丁丑，上极其元，当在庚戌，而曰丙子，言百四十四岁起超一辰，凡九百九十三超，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，乃得丙子。案岁所超，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日月俱超。日行一度，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币，名曰岁，岁从一辰，日不得空周天，则岁无由超辰。案百七十岁二蔀一章，小馀六十三，自然之数也。夫数出于杪勿目，以成毫氂，毫氂积累，以成分寸。两仪既定，日月始离。初行生分，积分成度。日行一度，一岁而周，故为术者，各生度法，或以九百四十，或以八十一。法有细粗，以生两科，其归一也。日法者，日之所行分也。日垂令明，行有常节，日法所该，通远无已，损益毫氂，差以千里。自此言之，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。今欲饰平之失，断法垂分，恐伤大道。以步日月行度，终数不同，四章更不得朔馀一。虽言《九道》去课进退，恐不足以补其阙。且课历之法，晦朔变弦，以月食天验，昭著莫大焉。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，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，月食二十八事，与《四分历》更失，定课相除，《四分》尚得多，而又便近。孝章皇帝历度审正，图仪晷漏，与天相应，不可复尚。《文曜钩》曰：「高辛受命，重黎说文。唐尧即位，羲和立禅。夏后制德，昆吾列神。成周改号，苌弘分官」。《运斗枢》曰：「常占有经，世史所明」《洪范五纪论》曰：「民间亦有黄帝诸历，不如史官记之明也。自古及今，圣帝明王，莫不取言于羲和、常占之官，定精微于晷仪，正众疑，秘藏中书，改行《四分》之原。及光武皇帝数下诏，草创其端，孝明皇帝课校其实，孝章皇帝宣行其法。君更三圣，年历数十，信而徵之，举而行之。其元则上统开辟，其数则复古《四分》。宜如甲寅诏书故事（《续汉·律历志中》，「顺帝汉安二年，尚书侍郎边韶上言《四分历》之失。诏书下三公、百官杂议。太史令虞恭、治历宗诉等议。奏可。」）。

汉贾生于汉文之时上言，愿以夏岁二月定明堂，造太学。班孟坚于高后、文、景纪年，多书春正月以为岁首。窃读史而疑之，汉自太初元年始从寅，而二氏于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时，何也？及观《汲冢竹书》，其《纪年篇》起自夏、商、周，皆用建寅之月为岁，然后知三代虽以子、丑、寅建正，而授时以作事，纪年以垂世，率皆行夏之时，而虽商、周有不能易也。秦人采邹衍终始五胜之说，更以十月为岁首，历变闰馀，率多舛失。高皇受命之初，不能反之以从夏时，猥用北平侯之历而循亥正。夫汉火德也，北平侯一误而遂因仍之，帝庶事草创，固未暇责也。以孝文盛时，汉兴二十馀年，而犹谦逊于改正朔一事，是宜正朔虽未改而班、贾二氏乃咸于此而标言夏正，盖咎其可从听夏时而不听也。非特此也，虽圣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时为正也，故诸经则示其正，《春秋》则用其权。用其正者，本夏正以示万世之常；而用其权者，托周正以绳一时之变。何谓用其正？《七月》之诗惟用寅正，《周官》垂治象，虽曰用子正，然于岁首则标之以正岁，是尚存寅正也。异时圣人著之于《书》，犹拳拳致意焉，纪尧之事曰「正月上日」，纪舜之事曰「月正元日」，纪禹之事曰「正月朔且」。且尧、舜、禹用寅正，故圣人书其正焉，乃若于商则曰「十有二月」，于周则曰「一月」，不独不谓之正月，圣人盖不与其正也。此所以示万世之常。何谓用其权？行夏之时，自圣人平居议论，圣人非不知夏时之为正，而《春秋》乃止用周正，何也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正朔相承周也，而天下不知有周，圣人笔之史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华衮斧钺，寄之一字，使天下晓然知有王室之尊。其或不书正，不书王，皆所以讥其无正也。此所以绳一时之变。嗟夫！正朔一事，费夫子议论久矣。用缯用墨之说，受图立始之说，纷纷籍籍，自汉儒固已信之，传世愈久而圣人之意愈晦。魏景初元年，有司奏魏得地，独宜以建丑为正，遂改是年三月为孟夏。唐天授四年始用正，改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腊月，夏正月为一月。吁，陋哉！唐固不足道也，然尚有可诿者，曰周之子正犹本于阴阳之度也，而魏独何为者哉？季春三月而遽易为孟夏之四月，作讹成易之序不舛乎？蒐苗狝狩之事不紊乎？然则舍将孰从？曰：曾经圣人手，议论安敢到？

臣恭惟陛下天资浚明，圣意冲澹，肃御经殿，朝夕讲说，虽祁寒盛暑，亹亹忘倦。此尧之日行其道，汤之日新厥德，成王之日就于学也。比者讲官进讲之次，尝颂仁祖圣语，以刺诗乱世之事为监戒。讲读敷演，未尝讳避。陛下恪遵成宪，即赐允俞。至今臣子得以肆言无忌，而陛下每每倾听不厌。臣以谫薄，备数进读《资治通鉴》。自接续汉宣帝之后，至世祖建武之十二年，每同读官得以管见援引敷奏，不敢缄默。然臣窃观《通鉴》正本计二百九十四卷，所记兴君谊辟与中才庸主之事槩有可法，亦有可戒。今进读节本，类多芟摭，为进士科举计。其间急政要务，关于君子小人进退用舍之际，天下国家安危理乱之机者，或阙不载，甚非所以广聪明而示龟鉴也。宣帝五凤三年，张敞请明饬郡国挟诈伪；元帝竟宁元年，侯应奏罢边备，设置戍卒；成帝河平二年，湖三老等讼王尊之冤，以指谗贼之罪；哀帝建平二年，扬雄等论鼓妖之异，以明听失之象：凡此等事，或切于吏治，或熟于边防，或系于国是，或兆于天变。考之节本，一切遗轶。甚至当时阉寺小人恃权挟术，以误人家国者，乃复略焉。宣帝本汉英主，弘恭、石显信任非才，自是基祸于后。至元帝时大为欺罔，有如宫门不可夜开，自有著令，显恐左右间己，取一信以为验，辄先自白，请使诏吏开门，故投夜还，称诏开门入。后虽有上书告显，而颛命矫诏之奏遂不得行。是托信以济其诈也，而元帝不之悟，由是奸谋阴计，诡秘百端，小夫憸人，党友交结。于时民间有「牢邪石邪，五鹿客邪」之歌，此在《通鉴》中最为要切，可以为后世戒者，而节本不载。臣自去冬进读，殆及半岁，其泛然无益，不足勤乙览者，既不敢有所删削；至关系治体，可以为规警者，复不敢有所增益。以陛下讲学日勤，顺考古道，而臣悠悠岁月，塞责目前，读得不读失，读存不读亡，或尽如本朝赵抃之论，岂不负陛下细旃之意哉？陛下始初践祚，深以宗社大计为重，如王德谦之积奸稔恶，怙势邀宠，殆与弘恭、石显无异，陛下奋发英断，窜投远方，天下竦然，咸服陛下之刚明。而臣遭遇最蚤，窃窥陛下识度昭晰，其于小人情状灼见有素，固不待罪衅满盈而后知也。盖臣甲寅之夏，执经潜邸，同列或在告，或丐外，独臣朝夕得侍陛下左右。时孝宗圣躬违豫，太上亦以疾不得以时问安，宰辅寡谋，仓皇无策。臣尝罄竭愚虑，谓孝宗诒谋燕翼，垂诸子孙，休戚一体。太上以疾未出，陛下即孝宗之长孙，盍谓于太上，躬往省侍。于是具劄闻奏，得前旨，诏陛下即日过宫。奏下之时，臣犹在讲席未退，陛下欣喜踊跃，更衣趣驾。而王德谦时为都监，辄为间言，妄立异说，执留省劄久之，谓当审奏，抑陛下不得前。臣正色力争：「德谦何见，敢尔稽违」！德谦坚持不可，臣又谓：「省劄乃太上亲旨，子承父命，亟当钦承，作□何也」？陛下天日熙烛，怒其言为非，而以臣言为是，断自圣意，随即登车，仍令臣留邸，以俟问安之回。德谦迫不获已，勉强从往，而愤怒偃蹇，形于色辞。盖其无君无亲之心，大奸大恶之态，固已发露于此矣。陛下祗见孝宗，赐坐移时，告语慰藉，不一而足。自是日往省问，率以为常。向使陛下明断不果，德谦之言或入，则孝宗爱孙之怀，太上命子之意，与陛下事两宫之孝诚，讵能彰著于天下后世哉？是事始末，惟陛下实能轸记，而廷臣所未知，国史所未载。臣隐而不言则有罪，故臣因论进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辄并及之。臣窃谓德谦之奸欺甚于弘恭、石显，而陛下之明断，非元帝所能及。继今进读止用节本，而汉唐间所以贻祸于此曹者不获彻闻，则是奸邪之谋不惟可以取信于当时，而亦可以肆欺于后世，臣实惧焉。臣闻神宗制《通鉴》序文有曰：「荒坠颠危，可见前车之失；乱贼奸宄，厥有履霜之渐」。欲乞诏许读官径将《通鉴》正本，择其要切，反覆进读。凡自昔君子小人进退用舍之际，天下国家安危理乱之机，该载日月，具以时闻。间有泛然无益于治体者，则削去之。仍乞下臣劄子宣付史馆，登记潜邸省侍孝宗始末，使千万世知陛下之孝德不可及，小人之奸谋不可欺，实宗庙生灵之福也。